属龙生于十一月：一位独特的学术旅程
在四十年代的前半段，张舜徽深深地沉浸于清代文集的海洋之中。《壮议轩日记》记载了他在1946年10月26日的心情：“近十年来，我深爱清人文集，虽然家中仅收藏十余部，但借读公私藏书，总计已涉及五六十家。”他的日记以读书笔记为主，同时也包含许多深刻的“论议”之言，这些研究心得已经具有学术论文的雏形。他的众多著作，如《清人文集别录》和《清人笔记条辨》，都融入了他的这些思考。
1944年，因战乱，张舜徽从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移至北平学院。在11月4日，他阅读了清代学者姚文田的《邃雅堂集》，被其“精研书籍，兼修宋学”的学术精神所启发，引发了他对“清学”的一番深入研究。他认为，在众人沉醉于考证名物、校论异同之际，能独辟蹊径，以扶偏救弊为己任的学者，南有章学诚、姚姬传，北有翁覃溪，他们的贡献不可忽视。
张舜徽在解读李慈铭的《越缦堂祥情室日记》时，对其中提到的章学诚的学术观点进行了深入剖析。李慈铭对章氏的评价复杂且多面，既有认同，也有批评。张舜徽首先承认章学诚在某些方面的独到之处，例如他对于史学的独特见解和对于乙部之学的深入研究，这些都有助于纠正学术末流的弊端，展现出他的卓越才华。张舜徽也指出章学诚的自信过度和过于自我主张的问题。他批评章氏在某些情况下过于自信地使用自己的方法，有时穿凿附会，扭曲古法，最终陷入宋明腐儒的自我心学之中。对此，张舜徽深感叹息，认为一些无知之人被章氏的高谈阔论所迷惑，误认为汉代以后无史，唐代以后无文。这些人空洞地谈论学术，凭空做出狭隘的判断，自封学者，实则一无所知，这无疑是愚蠢而可悲的。
李慈铭在日记中多次表达了对章氏史学的批评。在同治十二年，他甚至指出章氏在经学方面的疏忽以及他对同时代的贤才的嫉妒。李慈铭批评章氏喜欢诋毁他人，包括当时的知名学者如江鲸涛、戴东原等。对此，张舜徽表示理解并认同李慈铭的观点。他认为章学诚的学术确实有失考据之处，尽管他在某些方面有所建树，但总体来说他的学问不足以实现其宏大的志向。张舜徽引述了叶长青对章学诚的评价，指出章氏虽然志向高远，但由于学识不足，有时过于辩驳求胜，喜用自我之法。
除了李慈铭和叶长青之外，还有许多学者对章学诚的学术提出了质疑和批评。章太炎在与他人讨论国学时，认为《文史通义》的用途主要在于方志学领域，并将其与郑樵的《通志》相提并论。然而他也指出这两部书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对学习者产生误导。陈垣则更为直接地批评章学诚为“乡曲之士”，并认为他学识不足且喜欢空发议论。这些批评并非毫无根据，学者们通过对章氏作品的深入研究，发现其学问确实存在问题。余嘉锡对章氏史学进行了全面的驳论，对此有更为深入的探讨。尽管如此，仍需注意的是，在二十世纪后，“迟来的赞誉”纷至沓来，使得章学诚成为了一个箭垛式的人物。世人从不同的角度对他进行评价和解读，使得他的学术地位变得复杂多样。尽管如此，张舜徽的解读仍为我们理解李慈铭和章学诚的学术观点提供了宝贵的视角和参考。在发表于《图书季刊》新二卷三期的《书章实遗书后》一文中，余嘉锡以犀利的笔触批评了《章氏遗书》的不足之处。他以严谨的态度对《文史通义》的内篇、外篇、文集等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指出其中的错误和失误。他批评章学诚的学问虽然有所建树，但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着读书不够广博、立言有失的问题。余嘉锡的批评并非毫无依据，他引经据典，用清晰的逻辑和丰富的知识储备，为自己的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种深入而详尽的分析，展现了余嘉锡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余嘉锡，号狷庵，治学一向秉持平实、歉抑自守的原则。他的语言却显得奚落揶揄，毫不掩饰对《章氏遗书》的批评。他使用了许多尖锐的语言，如“不知如何读法，不通至此，洵堪喷饭”，“遂尔无的放矢，未免厚诬古人矣”等，这些语言表现出他对章学诚学说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尽管他的批评言辞犀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章学诚毫无敬意。他深知章学诚的学术长短所在，也受到了章学诚的深刻影响。他对章学诚的批评，更多的是一种时代风气的反映，同时也是对后者的深刻影响的一种体现。
张舜徽与余嘉锡在学术上有所交流，他对余嘉锡的学问深感敬仰。张舜徽的《广校雠略》一书，是文献学研究的重要基石，他在书中对郑樵和章学诚的学说有所取舍。尽管他对郑樵和章学诚的看法与余嘉锡有所不同，但他对待学术的态度却与余嘉锡有着相似之处，那就是“廓然大公，不强人以从己”。他对余嘉锡的尊敬和接受，也体现了他在学术上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后世流风所及，师法传承，代代不乏杰出人才，然而能入余嘉锡法眼的却寥寥无几。张舜徽曾记述余嘉锡早年手书的一副对联：“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并装为楹帖，附以长跋，寄送给张舜徽，教导他追求远大，不能局限于细微末节的事物。这一联语源自清儒阎若璩的自励之语，被张舜徽解读为强调远大追求的重要性，似乎脱离了余氏的原意。
在《壮议轩日记》中，张舜徽推崇张尔田、孙德谦二人能够融会贯通会稽的学术精髓，致力于辨章学术。余嘉锡对章学诚以及孙、张二家的评价却颇为尖锐，责备他们在记问及考证方面的疏忽。尽管余嘉锡以“记问精博”作为衡量实学派的标尺，但被告却认为情有可原，罪不当罚。
柴德庚在读了《书章氏遗书后》后表示，用这些考证上的小瑕疵来批评章学诚，章学诚是不会接受的。同样地，《申郑篇》中提及郑樵的批评标准不仅仅在于词采和考据，更重要的是发掘古人著述的源头和宗旨。章学诚对待自己的学术主张也是同样的态度，他自负的是自己在学术上的发明和创新。对于张尔田、孙德谦等“浙东之学”的后劲，张舜徽认为他们的学问“本原”不在于考证和记问，而在于“神解精识”。在他看来，章学诚、张尔田、孙德谦等人的卓越之处在于他们的见识超越了时代潮流，不随波逐流。至于学术的深浅则并不在他们关注的重点之内。借用刘承干和钱基博的评价来看，章学诚的学问善于推导和综合，能够贯通诸儒之学。
章学诚生前曾留言，百年之后有人能理解他的《通义》文辞与杜甫诗歌同样沉郁的人就是他的知音。张舜徽理解并推崇章学诚的学问，他的理解和研究无愧于成为章学诚身后的知音。在张舜徽的视野中，章学诚、姚鼐、翁方纲是乾嘉时期的通儒，他们的学问能够成为后世观察清学史的重要线索。他的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对这三人的推崇和他们对乾嘉朴学的贡献。
日记一则：记于一九四三年三月六日
余志在撰写《清代学术述传》，以追溯三百年间学术的演变及其得失。我早有意向于此，然而迟迟未敢动手，因担忧学识尚不足以周全覆盖。去年，我撰写了章实、翁覃溪两人的传记，虽未得到通儒的赞誉，但我仍将以此为起点，继续努力，期望能有所成就。
日记二则：记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自幼，我便热爱研读乾嘉诸儒的考证之书。近十年来，我更是遍寻其文集、笔记，深入研读。我对翁覃溪、姚姬传、章实三人的实学笃信不疑，他们的学识深邃，思想通达，足以启迪世人。我曾为他们的通儒之学立传，以弘扬其精神。我认为，在当今时代谈论考证，应以扬州诸儒为典范，他们在名物数度之中，探求学术之本原，以期其学能应用于世间，救治过度琐碎的研究弊病。
再谈张舜徽对清代学术的研究，如果说为“三通儒”立传，是旨在救治乾嘉朴学的弊端，那么对“扬州诸儒”的再发现，则是他正面建构清学史脉络的鲜明旗帜。他意识到章、姚、翁等人的学问在汉学家眼中不过是细枝末节，距离乾嘉朴学主流较远。而扬州学派既重视考证，又追求通达本原的学问，正是他心中理想的清学史素材。
日记三则：记于一九四四年四月一日
我对清世诸儒极为钦佩的，首推阮公（元）。他不仅学识渊博，醇雅足以领袖群伦，更有专门的学问，足以与诸儒相竞。陈兰甫（澧）所谓有博士之学、有士大夫之学，在我看来，乾嘉诸名家都是博士之学；而士大夫之学，唯有阮公能当之无愧。我又认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清学不能大。阮元便是扬州诸儒的巨擘。
张舜徽对清代学术的研究起步很早，他计划撰写的清学史著作多种，如《清代学术述传》《清儒通义》等。他博览清人文集，为其工作做了充分的准备。对于现存的考论三百年学术原流之书，他认可梁任公和钱宾四二家之说，但也认为有所不足。他主张通过撰通义的方式来考论往代之学术，体制与学术有所区别而又含蓄浩博广大。他形成了“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的认知。他对阮元之学极为推崇，认为阮元治学能众长兼备，融会贯通。他于1943年即欲撰写《扬州学记》，先完成《仪征（阮元）学记》一卷。在兰州大学任教时，他为诸生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时重点表扬了扬州学派。其《清代扬州学记》一书是在后来的岁月里重新整理、补充、修订而成的。晚年他在阅读顾炎武《日知录》后有所感悟提出了“学术三反”之说即“弥言考证而记者衰；弥言词章而文笔劣；弥言义理而内行不可问”。这一说法是针对当时的学风转变提出自己的观点并以此警示学者应有全面的素养与深度去理解学问的核心与精神所在起到匡正当时学风的作用。在深入探索章学诚的学术思想时，我们不难发现他的思想深邃且富有启示。他那种独树一帜的见解，正如张舜徽在《爱晚庐随笔》中所言，能够“辟风气”，“持世而救偏”，而非随波逐流，盲目追从世俗之风尚。他对学人文士中的欺世饰伪、沽名养望等不良风气，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他的洞察力极强，条分件系，烛幽抉隐，令人叹服。他对这种风气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理解，认为风气之偏重必然伴随着弊端之产生。他提倡“补偏救弊”，警惕世人不要被风气所迷惑。他的这种思想也在他的著作《文史通义》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他的观念里，“学问之途，有流有别”，不同的学问有不同的门户，应相互讥议，互相补充，这样才能避免“义理入于虚无，考证徒为玩物”的困境。他对学术的深入理解与独到见解，使他成为一代学术巨匠。张舜徽对于章学诚的思想深表赞同，他认为章学诚的学问虽然有些地方显得简陋，但骂人的精准却是多数正确的。张舜徽自己也秉持着“期于淹贯博通，而不限于一曲”的学术理念，致力于广采前人识大之言，以箴砭俗士之膏肓。他的日记中多次提到要编纂《学新辨》，以风厉士夫，这些努力都是为了让学术回归正道，纠正偏颇之风。作为负责任任的作者和编者，他们在分享这些思想时，也提醒读者注意辨别学术风气的好坏与偏向，以免被误导。章学诚和张舜徽的学术思想都是基于对学术风气的深刻理解和批判，他们都在努力寻求一种平衡和纠正的方法，以期推动学术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