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维崧与杨志玖先生
在1982年的上海警备区招待所，我有幸首次见到了杨志玖先生，那时的场景是在《中国历史大辞典》主编会议上。除了已离世的总主编郑天挺先生，其余业内翘楚皆齐聚一堂。杨先生，担任《大辞典》的副总编及《隋唐五代史》卷主编，在会上已表明他将倾力投入分卷的编纂工作。当时我负责《大辞典》的《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编辑工作，自然与杨先生有了深入的交流。
杨志玖先生，出生于1915年山东淄博周村的一户贫寒回族家庭。他自小便热爱读书，天赋异禀。在1934年，他凭借在济南全省高中生毕业会试的第三名好成绩，获得了奖学金，并成功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他还担任了姚从吾先生的研究生。他的学术生涯可谓一帆风顺，1946年便在南开大学任教，几年后便以教学与科研的卓越成果被荣任为南开大学教授。到了1984年，他还被国务院授予指导隋唐史与蒙元史博士生的资格，这种能在两个不同领域指导博士生的荣誉，在国内是极其罕见的。
有一次，杨先生计划来上海审读《隋唐五代史》的稿子。尽管那时天津与上海之间距离遥远，没有动车和高铁，全程需要二十多小时且必须在火车上过夜，但杨先生已近古稀之年仍精神矍铄。他穿着西装，系着领带，一副绅士的雍容气派。当他到达后，我接上他前往住地时，他误以为我是《汉语大词典》的副主编，产生了有趣的误会。我解释后，他方知我姓蒋名维崧，名字取自《诗经大雅》。
杨先生视野开阔，连工具书的出版动态都了如指掌。尽管他在上海的工作不尽如人意，住房紧张导致无法充分利用辞书社附近的图书资源，但他仍尽力审读稿子。他在沪期间，我们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他毫无架子，以平等的态度与我商讨问题，让我深感如沐春风。他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包括关于隋唐人物的判断、释文的表达方式、生卒年的考订以及释文的层次感等。
杨先生回到天津后，我们之间的友谊得到了增进。我们开始了十多年的通信，我从中得到了许多教益。
杨先生之外，《隋唐五代史》的另一位主编是吴枫先生。吴枫出生于1926年辽宁兴城，比杨先生年轻十一岁。他的学术生涯中虽然遭受了坎坷曲折，但他仍凭借卓越的学术成果获得了人民的赞誉。他的专著《隋唐五代史》在人民社出版是他的学术巅峰之作。不知为何，这本书似乎给他带来了麻烦，使他被冠以“青年右派”的称号。这样的代价实在太大，令人感慨万分。吴枫教授在隋唐史领域有着卓越的贡献，他的生活经历可谓丰富多彩。在遭到批判后，他并未放弃，而是坚持到了理性的时代到来，最终成功晋升为副教授和正教授。他的才华与精力不仅局限于隋唐史，更扩展到了古籍整理研究，并出版了《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成为当年的翘楚之作。
吴枫教授性格豪爽开朗，与人相处融洽。他在担任唐史学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以及东北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时，对《大辞典》的编纂工作投入了大量精力。关于这部辞典的编纂过程，却有着一些背后的故事。尽管吴枫教授强调必须遵守的规则，但他在审稿时偶尔也会出现疏忽。对此，杨志玖先生持批评态度，认为即使身份是教授，如果不认真对待工作，质量也无法保证。
杨志玖先生对审稿工作的严谨态度与吴枫教授形成了鲜明对比。吴枫教授在审稿过程中有时会对稿子进行微小的修改或者不进行修改，这让杨志玖先生对其审稿风格有所质疑。杨志玖先生对于工作的负责态度和对大局的把握令人钦佩。他负责审核的《隋唐五代史》卷质量上乘，及时付印，显示了他作为主编的高度责任感和专业水平。
在我结束在辞书出版社的编辑生涯前，《隋唐五代史》全卷得以在杨志玖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终审定稿。我的调离也伴随着一些波折和无奈。尽管事情已经过去多年，但我对那些年的经历仍然历历在目。在那段时间里，我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和支持，包括那些仗义执言的老领导以及后来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领导和同事。他们的支持让我走出了困境，并为我提供了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
我也深感遗憾地提到，一些与杨志玖先生来往的信件在我匆忙离家时未能带走，这些信件中包含了关于《隋唐五代史》审订的重要意见和见解。这些信件的丢失让我感到非常痛心，因为它们是我对那段经历的重要记忆和见证。
尽管经历了种种波折，但杨志玖先生的严谨工作态度和为人处世之道仍然让我深受感动。他的信件中的字迹工整有力，从头到尾一丝不苟。我选择了一些关键年份的信件内容来展现杨先生的为人和态度。他对于工作的认真和负责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他也对我们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如重视校刊工作，注意改正笔误等。这些建议对于我们今后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尊敬的蒋维崧先生：
来信所提及的“苦衷”，我尚不明其意。您的认真与严肃，是对您的才华与努力的最好肯定。我深知您的价值，也明白您的付出与努力，对此我深感敬佩。
自沪返津后，我一直在关注《大辞典》的编撰工作。尽管编委张国刚先生已经完成了复审，但作为主编，我仍需要亲自决审以确保无误。我对之前组内的稿件曾在《历史教学》上发表并受到名家的赞誉深感骄傲，我坚信高质量的稿件能提升辞典的声誉，这也是我对团队未来的期许。对于您所提及的“苦衷”，我尚不清楚具体所指，但我能感受到您对此事的深深忧虑。
关于陈振江同志带来的信件，我已收到。得知您的遭遇，我内心深感遗憾与不平。您被排挤的境况令人痛心，但我相信您的才华在任何地方都能得到认可与发挥。您失去一个理想的合作者固然遗憾，但我也期待您能继续完成《隋唐史卷》的工作，这是我们多年合作的见证。对于您负责的《藩镇表》，我深感其编纂之艰难，感谢您为此付出的努力。我也对文化史的编纂工作进行了考虑，并已将相关情况透露给出版社以便有所准备。
关于历史辞典的编纂工作，尽管面临巨大的困难与挑战，但我始终坚信我们能够克服并取得成功。您的来信让我深感鼓舞，您的坚持与执着让我为之动容。我也深知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在此过程中，我深感您对隋唐史研究的热情与投入令人钦佩。对于您提到的吴廷燮的《唐方镇年表》，我对其利用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我也对您提出的关于唐代人物平均寿命考的研究课题充满兴趣，期待您能介绍出版这本工具书。
在此，我想对您表示衷心的祝福与鼓励。无论面临何种困境与挑战，我都相信您能够以乐观、坚韧的精神面对并克服困难。知识分子的乐趣在于求知，我深信这一点。在求知的过程中，我们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世界并收获快乐与成长。对于您的未来，我充满期待并衷心祝愿您前程似锦。我也对您研究元史的起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您在个人生活中体现的民族融合的精神令人钦佩。您的去世按照回族习俗进行安葬是对您遗愿的最好尊重与体现。您在传道授业解惑方面所做的贡献令人敬仰，您的弟子遍布各地并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此我衷心祝愿您在学术道路上继续前行并收获更多的成功与荣誉。愿您在学术研究中取得更多的成就并继续为学术界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再次感谢您的来信并祝愿您一切安好！期待再次与您交流并共同见证彼此的成长与进步！杨志玖敬上！杨志玖先生与张国刚、李治安两位学者，皆被誉为南开历史系杨先生门下的双子星座，他们的学术成果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杨先生为他们写序的两本书，《唐代藩镇研究》与《元代分封制度研究》，见证了杨先生对他们无私的栽培和深厚的师生情谊。两人分别被学术界推举为唐史学会会长与元史学会会长，这是对他们二人成就的肯定，也是对培育他们的导师杨先生的荣光。
杨先生淡泊名利，对女儿的学术道路从未强行干涉。当年南方某大学的著名教授招收子女为博士生曾引起广泛讨论，当有人建议杨先生效法时，他恬淡地拒绝了，他坚守的谦德和培养学生秉公无私的精神，令人敬仰。他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着他的学生，让人想起祁奚的公正无私。他对学生的关心和关怀也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
杨先生一生致力于唐史、元史及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却未曾亲自踏足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泉州。那次未能实现的泉州之行成为他心中的遗憾。尽管有学生的陪伴，但因为种种原因，他未能亲自赴厦门参加年会，也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生活中的遗憾并未影响他对学术的热情和追求。正如他所言，“知识分子的乐趣和寄托在求知”，施展抱负的舞台之得与失的吸引力有时超越物质利益的追求。他对学生的理解和支持也始终如一，这种平和的心态和处变不惊的态度令人折服。
在元史界，杨志玖先生以其谦虚的态度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他与另一位杨讷先生都曾劝我，他们的关心和建议体现了对学生的真挚关怀。如今，我已经成功，也算是对两位杨先生在天之灵的告慰。
杨志玖先生在研究元史时，对元代吉卜赛人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坚持查阅相关资料，不断，这种对学术的执着和热爱令人敬佩。他的故事和精神将激励更多的学者在学术道路上不断前行，为学术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杨志玖先生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学者和导师，他的学术成就、人格魅力和对学生的关怀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他的故事和精神将激励更多的人在学术道路上不断追求进步，为人类的文明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杨先生在学术界的贡献堪称卓越。早在1941年，他便从浩繁的《永乐大典》中辑出元代《经世大典站赤》的史料，考证出马可波罗到访中国的真实记载，这一发现震惊了中外学术界。如今半个世纪过去，杨先生虽已七旬古稀，但对学术的热情却丝毫不减，依然孜孜不倦地追寻新知，这种精神就如同春蚕吐丝、青山咬定一般坚韧不拔。
1990年，我被调至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当年10月，我有幸被派遣至天津艺术博物馆，参与编拍馆藏的敦煌文献。这些文献大多由周叔先生捐献，品质上乘，名声远扬。在天津，我拜访了杨先生，他告诉我一些有关敦煌卷子的趣事。我于是亲自去天津历史博物馆寻找，果然发现了数十件珍贵的敦煌藏品。经过双方协商，我在1993年带领摄影师完成了现场编拍任务。遗憾的是，由于数量不足，这些照片至今尚未出版面世。
我还曾委托杨先生请张国刚帮忙了解德国收藏的吐鲁番文献情况。张国刚热情豪爽，利用假期自费前往东德，走访了文献藏家。当时欧洲局势动荡不安，东德人普遍感到迷茫。一家机构的负责人蒂洛看到了与中国合作出版的机会，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保住他们的机构存在。尽管蒂洛成功说服了他们的馆长，向古籍出版社发出了正式邀请信，但由于时机不成熟以及其他一些原因，这次合作最终未能实现。那些珍贵的德藏吐鲁番文献仍被束之高阁，不知何时才能被唤醒。
如今回首过去，我深感怀念杨先生的手泽教诲。尤其是读到他1991年关于苏东剧变的来信，更能感受到他的冷静与睿智。尽管身体已虚弱，杨先生仍不忘向亲友传达新年的祝福。他给我的贺卡中更是关心旧雨新知，提及了张晓敏同志。据杨先生的女儿西云透露，这是他在病重后唯一一次签发的贺卡。这两天我在整理杨先生的遗札时，反复阅读他的信件和西云寄来的《杨志玖文集》，仿佛能听见他的声音，看见他的身影，时光仿佛倒流回到了三十多年前。杨先生的学术著作、道德风范和思想光华将永远被我们珍视和怀念。
在此，我向我的佩之先生杨志玖先生表示深深的怀念和敬意。他的学术成就和精神风貌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