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唐代高僧，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天文学家和佛学家，俗名张遂，生于唐高宗弘道元年，卒于玄宗开元十五年，河北巨鹿人。他的曾祖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功臣张公谨。一行自幼刻苦学习历象和阴阳五行之学，青年时代以学识渊博闻名于长安。
避开武则天的拉拢，一行剃度为僧，在嵩山、天台山学习佛教经典和天文数学，曾翻译过多种印度佛经，成为佛教密宗的领袖。他的“山河两界说”对后世的“界水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宗神龙元年，武则天退位后，李唐王朝多次召他回京都被拒绝。直到开元五年，唐玄宗李隆基派专人去接，他才回到长安。他对天文历法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一生中最主要的成就是编制《大衍历》，而在制造天文仪器、观测天象方面也有着诸多贡献。
一行主张在实测的基础上编订历法。为此，他与府兵曹参军梁令瓒合作设计制造了黄道游仪和水运浑象。这些仪器可以自动报时，极大地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他们用新制的黄道游仪观测日月五星的运动，发现恒星的位置与汉代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除了在天文学上的贡献，一行还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天文大地测量工作。这次测量工作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验证古代“日影一寸，地差千里”的理论是否正确。通过实地测量，他们得出了地球子午线一度弧的长度，这个成果在当时是非常显著的。
测量工作的范围很广，北到铁勒回纥部，南到林邑等十三处。其中，南宫说亲自率领的测量队在黄河两岸平原地区的四个点进行的测量，得出了宝贵的数据。这些数据的精确度虽然受到一些争议，但仍然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成果之一。这次大规模的测量工作不仅验证了一些古代理论，也为后来的天文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次测量工作展现了我国古代科学的卓越成就和人民的智慧。一行等人在天文学和地理学上的贡献将永载史册，为人类科学的发展留下宝贵的遗产。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天文地理学的进展不断推动着人类对宇宙的认知。早在公元8世纪的中国唐朝时期，一位名叫一行（原名张遂）的杰出天文学家与僧人已经走在科学的最前沿。
814年，阿尔花剌子米所参与的一次大地测量，虽已精确测得子午线一度长为约111.8公里，但这一成果在一行之后近百年才被记录。与此一行正在致力于编制一部全新的历法《大衍历》。从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起，经过两年的精心研究，一行完成了这部历法的草稿。该历法后来经过张说和历官陈玄景等人的整理，成为官方的历法书籍。从开元十七年始，每年的历书均按照《大衍历》编制并颁行全国。该历法比当时的其他历法更为精确，甚至在开元二十一年被引入日本，并在那里被使用近百年。
在《大衍历》中，一行引入了九服晷影算法及其正切函数表。在古代中国的历法中，晷影（即日影）和漏刻（即时间）是重要的计算项目。一行通过观察发现，随着太阳去极度的变化，影长也会发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对应关系。他建立了一种计算方法，可以求出任何地方的每日影长和太阳去极度。这一发明在世界数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因为一行的正切函数表比国外的同类表早了近二百年。
除了正切函数表，一行在《大衍历》中还有插值算法的贡献。虽然今天常用的牛顿插值公式形式复杂，但一行在其《大衍历》中的插值法被认为是中国古代非线性插值法的先驱。尽管一行的插值法在算法上与刘焯的算法实质相同，但两者的应用背景不同。《皇极历》是在平气为间隔的日躔表基础上插值，而《大衍历》则是在定气为间隔的日躔表上插值。这种算法的不同反映了古代天文学家对天文现象的不同理解和处理方式。
《大衍历》是唐朝天文学家的杰出成果，它标志着中国古代天文学在当时的最高水平。一行的贡献不仅在于他编制的历法本身，更在于他在编制过程中引入的各种科学方法和理论。这些方法为后世的天文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启示，推动了中国乃至世界的科学发展进程。在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与历法研究中，张子信提出的关于春分和秋分太阳速度变化的观点，被刘焯在编制《皇极历》时采纳并深究其理。刘焯意识到二十四节气都应有一个固定的日期，他详细观察到春分和秋分时，太阳相对于其他节气有特殊的运动规律。他规定，从秋分定日到春分定日的时间分段，每节气的天数略有不同，但这样的划分并非完全符合太阳实际运动的速度变化。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行提出了更为精确的“定气”概念。他观察到太阳在一回归年中的实际运动轨迹，并准确计算出每节气的长度。他认为冬至附近日行速度最急，夏至附近日行速度最缓。这种对太阳速度变化的精确认识，为制定更为精确的历法提供了理论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刘焯在《皇极历》中对于太阳视运动的变化规律有独到的理解。他认识到冬至后太阳视运动逐渐减慢，到立春时开始加快，春分时达到最快，之后又有明显的减速过程，夏至时达到最慢。这种认识与实际情况相符，显示了他对天文现象的深入观察和理解。
与此相比，《大衍历》对于盈缩分的规定更加符合天文实际。它正确地认识到冬至为太阳视运动的近日点，夏至为远日点。这种认识在实际观测中得到验证，显示了《大衍历》在制定过程中的严谨性和科学性。
一行作为僧中科学家，不仅精通密法，更在天文学和历法方面做出突出贡献。他自小博览经史，尤其精通阴阳五行之学。他在京城一方面参与译经工作，另一方面从事天文科研，向多位大师学习密法，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体系。他被唐玄宗请入京城，主要是为了重新制订历法。他参考大量资料，经过实测和仪器制作，以严谨的科学精神，最终完成《大衍历》，为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和历法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行的成就不仅体现在对天文历法的深入研究上，还体现在他将密宗传承与发展的独特方式上。他兼承胎藏界和金刚界两种密法，并成功地将两者融为一体，体现了他对密法理论的深入理解和独特见解。他的学术成就和贡献为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历法以及密宗传承发展都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在古代中国，有一位名叫一行的杰出学者与佛教大师，他的贡献不仅体现在编制《大衍历》这一重要历法上，同时也在密教思想领域有着卓越的成就。他制造的黄道仪，生动模拟了天体运行，为当时的天文学与历法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
一行大师不仅在天文学领域有所建树，他的著作《大日经疏》更是密教思想的代表作。在这部作品中，一行深入解释了《大日经》中的隐含意义，融合各佛家宗派观点，尤其以华严、天台、净土、唯识及儒家思想为基础，系统地构建了密宗的理论和仪轨。对于密宗而言，这部《疏》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一行对《大日经》中的《入真言门住心品》尤为重视，认为它是全经之纲，统论全经大意。他提出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方便为究竟，这一理念是他在《大日经疏》中的核心思想。他认为各种功德皆从心生，因此强调菩提心的重要性。他将大悲视为根本，认为悲心能使众生得以救助，达到究竟地。
关于大悲胎藏生曼荼罗，一行也进行了详尽的诠解。他以胎藏为喻，形容修行者最初发菩提心时的状态，如同婴儿初生，逐渐生长、学习技艺。他还以莲花为喻，说明莲花种子在硬壳中却含有莲的特性和生命力，初发的菩提心种子也是如此。这种胎藏也被称为阿赖耶识，是诸蕴生灭的场所。
一行还将胎藏曼荼罗的图位分为三重，分别代表佛的不同的德能和境界。最内层表示佛的菩提自证之德，中间一层表示大悲，最外层则表示方便。每一层都有具体的象征和含义，展示了佛教的深厚内涵和精细的哲理。
就个体而言，每个人的身体也被视为胎藏曼荼罗，头为内胎，心以上为第一院，脐以上为第二院，脐以下为第三院。这意味着众生都有佛性，都能通过修行达到至高境界。
一行的思想和学识广度，使他在古代中国佛教界占据了重要地位。他的著作和发明，不仅为当时的学术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理念和精神，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研究。在中国科技史上，有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不仅是科学家，更是佛教高僧，他就是一行。他的思想深邃，见解独特，对佛教教义有着深入的领悟和实践。特别是在密宗领域，他的贡献更是不可磨灭。
一行深入阐述了“即心是道”的观点，这是显教中大乘教的一般看法。他更进一步，提出了“即身是佛”这一密宗特有的观点。在他的理念中，众生之所以不能成佛，轮回生死，是因为未能“如实知”，不知自心实相就是菩提。这种无知状态，他称之为“无明”，为“无知膜翳”。若能如实知，初发心便能成正觉，这是如来藏思想的体现。
在一行看来，其他大乘教虽然也讲如来藏思想，但成佛的可能性往往是不确定的，需要经历无数阿僧祗劫，或有成佛，或不成佛。而真言门则不同，只要按其中的法则修行，就能速证庄严境界，甚至可能“即同大日如来”。
成佛的曼荼罗安立次第被一行解释为地、水、火、风、空五者的相互作用。他以种子字来表示这五大要素，缺一不可。他还强调了心的重要性，认为万法唯心，心的实相即是一切种智，即诸佛法界。这五缘和心缘共同构成了密宗的六大缘起论。
不仅如此，一行还传承了胎藏和金刚两大部密法，将两者融合起来，系统组织了密教的教义教规。他的特殊身份既是科学家又是高僧，说明了佛法和科学技术在一定条件下的相融性。
他的思想深邃而生动，文体丰富而流畅。他的观点不仅为佛教徒所尊崇，也引起了无数科学家的兴趣。他的理论不仅注重精神层面的修炼，也注重实践层面的操作。他提出的真言门修行法则，让无数渴望成佛的众生找到了速证庄严境界的路径。
一行是一位伟大的佛教高僧和科学家，他的思想深邃、见解独特，为佛教教义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理论不仅注重精神层面的修炼，也注重实践层面的操作，为众生提供了成佛的路径。他的特殊身份也说明了佛法和科学技术在一定条件下的相融性。他的思想深邃生动、文体丰富流畅，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